1、*近代洋务运动,*批赴美留学生学成归来的有:沈寿昌、邓世昌、詹天佑、魏翰等。
2、魏瀚(1851—1929),字季渚,福建福州东郊人,*近代著名造舰专家。曾参与建造了十二艘舰船。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前学堂*期,学习船舶建造,在学堂中,魏瀚刻苦用功,成绩名列前茅。
3、1871年毕业后分配在船政船厂工作,1875年船政总监日意格回法国采购机器设备,魏瀚等三人随同出国学习,由于学习出色,被李凤苞评价为“果敢精进”。1879年学成归国后任船政工程处总司造船(总工程师)。
4、1880年12月奉命赴德国监造“定远”舰,1882年回国后参与建造了“开济”号,后又主持*艘钢甲舰“龙威”(即“平远”)的建造,为*造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5、19世纪90年代起,福建船政由于经费枯竭,日益走向衰败,魏瀚于1898年调离船政,魏翰在船政期间共主持和参与建造了“开济”、“横海”、“镜清”、“寰泰”、“广甲”、“广乙”、“广丙”、“广庚”、“龙威”、“福靖”、“通济”、“福安”等十二舰。
杰出代表是孙中山,容闳,詹天佑。
容闳(1828.11.17-1912.4.21)原名光照,族名达萌,号纯甫,英文名YungWing,广东香山县南屏村(今珠海市南屏镇)人,*近代著名的教育家、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。容闳是*个毕业于美国耶鲁*的*留学生,是*留学生事业的先驱,被誉为“*留学生之父”。
在清末洋务运动中,他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:建成了*近代*座完整的机器厂——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;组织了*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。在*近代西学东渐、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,容闳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詹天佑(1861年4月26日至1919年4月24日,英文名:Jeme Tien Yow),汉族,字眷诚,号达朝。祖籍徽州婺源,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(现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十二甫西街芽菜巷42号),12岁留学美国,1878年考入耶鲁*土木工程系,主修铁路工程。他是*近代铁路工程专家,被誉为*首位铁路总工程师。其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,有“*铁路之父”、“*近代工程之父”之称。
1905—1909年主持修建*自主设计并建造的*条铁路—京张铁路;创设“竖井开凿法”和“人”字形线路,震惊中外;在筹划修建沪嘉、洛潼、津芦、锦州、萍醴、新易、潮汕、粤汉等铁路中,成绩斐然。著有《铁路名词表》《京张铁路工程纪略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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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定远舰管带刘步蟾,启蒙思想家严复。
3、辛亥革命时期,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,明确阐述:“亿昔居英伦时,与日人伊藤博文氏同窗数载,各与国事,皆有同感。”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后,备受当局的赏识,“所学竟成大用”,成了日本的“良相”。尽管严复曾任资政院议员、海军协都统,但徒有虚名,并无实权,未尽其才。他与伊氏回国境遇相比,深感怀才不遇,“悬殊之甚”。严复返国后,“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,以后即始终寄人篱下,不获一展所长”。同时严复同情梁启超,指出梁启超“负经国之才,抱救国之志,初遭时忌而流亡海外,继虽登论坛高座,然曲高和寡,执事诸公反以眼中钉刺目之”。因此,严复认为“二人之际遇,正复相同也。”[1]由上可见,严复深叹自己怀才不遇,未被清朝***重用,政治仕途遭遇冷落。正确认识其中的原因,阐明严复的人生之路和思想之旅,是深入研究严复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。长期以来,大家见仁见智,众说纷纭。本文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,以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
4、一、严复与伊藤博文不同政治遭遇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,即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。个人是时代的产儿,人才成长往往受到所处社会条件的制约。
5、 19世纪中期,世界政治经济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,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扩张,另一方面被压迫、受剥削的民族奋起救亡图存。中日两国一衣带水,当时,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*,同样国势衰微,遭受西方资本主义*的侵略。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西方、图强自救。*兴起洋务运动,日本则开展明治维新,但效果迥然不同。1868年,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联合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军阀,发动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——明治维新,建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地方资产阶级联合政权,从1867~1868年幕府被推翻,1885年实行内阁制,1889年制定宪法,1890年召开*届国会,前后用了22年时间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,即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。此间,明治***大刀阔斧地实施全面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,废除封建领主制,剥夺旧统治阶级特权,实现形式上的平等,以巩固天皇为首的新政权;同时向西方学习,调整经济政策,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,积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,推行“文明开化”政策,大力发展近代教育,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。这显然是伊藤博文等人被提拔重用的一个客观社会条件,也是他们仕途发展的一个历史机遇。
6、鸦片战争后,*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。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,使*积贫积弱,灾难深重,国势危如垒卵。有识之士莫不心焦如焚,极力探索救亡图存的真正出路。清***顽固派却抱残守缺,反对维新变革。在兴办洋务事业的19世纪60~70年代,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们,只知道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厉之术,限于器物文化改革,到80年代,也看出了这种改革“如敝絮塞漏舟,腐木支广厦,稍一倾变,遂不可知”[2](P28),不可能挽救清***的危机,修正改革之法仍然是“修明前圣的制度”。他们所支持的废科举、易官制也仅仅停留在私下议论,不敢公开倡言,惟恐背离封建君主专制之制度。他们甚至认为,“*文武制度事事于西人之上,独火器万不能及。”[3](P9)由于“夜郎自大”和传统陋见的限制,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的天皇制君主立***体,虽还说不上是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,但已逐步变为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,比起*的封建专制制度进步得多。*的政治制度落后,经济也必然落后。甲午战争时,*近代的工矿企业共只100家,资本总额3032万银圆[4](P338)。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、大工业机器生产都没有确立,不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。与当时*政治经济落后密切相关,清***在人才使用方面,也是十分昏庸腐败的。由于清朝***袭用封建社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,“锢智慧、坏心术、滋游手”,促使“天下无人才”[5](P40)。经过八股科举所选用的人员是不合时宜的,进入官场更是凤毛麟角。清***重用提拔的重臣要员,如左宗棠、刘坤一、丁日昌、盛宣怀等洋务官僚,皆非科举进仕,而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“中兴名将”。虽然19世纪末年,欧风美雨已吹进古老的*,但清***仍坚持“中体西用”,极力保存封建专制统治。从这种目的出发,清***选人用人,自有既定的取舍标准,任用“多磕头少说话”的唯唯诺诺的奴才,重用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的投机分子,庇护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吏……即洋务人才,也不能免于这种陈腐的陋习。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,严复的政治前途必然暗淡。
7、二、严复虽然学贯中西,目光敏锐,具有独特的个人优势,但是没有强有力的“政治靠山”,在任人唯亲的清末社会,成为仕途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8、清朝***沿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,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下,从总督到知县都由中央机关直接指派,官风腐败,机构臃肿,“捐纳”、“卖官鬻爵”、编织权钱交易“关系网”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。倘若没有“政治靠山”,则难以平步青云地升官晋爵。
9、严复出生于福州,得风气之先。鸦片战争后,福州被辟为“五口通商口岸”之一,面对外来文化经济浪潮的冲击,福州船政学堂又是*近代海军教育的发祥地和首批近代科技人才的培养地。传统文化和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兼收并蓄,为一代雄才的成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。严复少年时期,便萌发了救国强民的抱负。1866年冬,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招生,严复以*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。1877年,严重又得以福州船政学堂优秀的毕业生和具有一定航海实践的能力,作为我国*批赴英国留学生,进入格林尼茨海军*深造。在英国留学期间,严复掌握了近代海军科技知识,又致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、经济、哲学和文化著作,深入考察英法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,并且一直得到清****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热情关怀。郭嵩焘十分赏识严复的卓越见识和杰出才华,认为严复是大可造就之才,因而给予厚爱,彼此经常亲切交谈。郭嵩焘赴英、法各地参观访问时,多次邀请严复随行,以增广严复的见识。这位驻英公使在向清***汇报赴英国留学生学习情况时,特别提到严复的“识解”是其他学生所“远不逮”的,如果让他“管带一船”,实为枉其材,而让他“交涉事务,可以胜利。”[6]但是郭嵩焘的推荐,并没得到清***的重视,因为他的洋务思想超前了,自己都得不到清***的重用,更谈不上对严复的仕途发展有决定性的帮助。严复回国时,同乡沈宝桢正处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显赫地位,严复受到沈宝桢的举荐,被任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,可惜同年冬天沈宝桢就因病逝世,严复又失去了一个靠山,只好屈就于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的职务。
10、三、思想超前,政见不一,这是清末严复仕途不畅,未被李鸿章洋务派重用的主要原因。
11、严复从英国学成回归,满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,矢志努力仿效西方文明,改造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旧*。但是,掌握清朝政权的顽固派的指导思想是“天不变,地不变,道亦不变”,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;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。他们都是维新改革道路上的障碍物,与严复强调的“以自由为主体,以民主为用”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相对立的。虽然1880年到1900年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,“实开北方风气之先,立*兵船之本云”[7](P15),为发展天津水师学堂,付出了辛勤的劳动,然而在1894年才连捐带保取得“选用知府”的资格,后来又擢升为“选用道员”。仕途发展与他的期望相去甚远,上司李鸿章根本就没有准备对他提拔重用。严复对李鸿章也保持一定距离,“不预机要,奉职而已”[8](P1541),而且还经常议论洋务派。他在给堂弟观澜信中倾吐苦恼心情:“眼前世界如此。外间几无一事可做,官场风气日下,鬼蜮如林,苟能拂衣归里,息影敝庐,真清福也。兄自来津以后,诸事虽无不佳,亦无甚好,公事一切,仍是有人掣肘,不得自在施行。”由于当时官场习气恶劣,不重人才,做官“须得内有门马,外有交游,又须钱钞应酬,广通声气。兄则三者无一焉,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?置之不足道也。”[9](P731)
12、严复目睹当时清***的黑暗统治和李鸿章洋务派任人唯亲、培植党羽、片面学习西方文化,感到非常悲愤忧虑。他经常对人说,“不三十年藩属且尽,缳我如老悖牛耳!”用不了30年,*要像老牛一样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!李鸿章闻知:“患其激烈,不之近也”[10](P9)。1893年中法战争发生,在*军队打胜仗的情况下,李鸿章却与法水师总兵福禄诺订立了“简明条款”,激起国人愤怒上书,要求严惩李鸿章的妥协行为,李鸿章“疑忌”严复参与所为,严复亦“愤而自疏”[8](P1541)。由于得不到上司的器重,政治仕途不畅,提调补缺无望,严复感叹:“四十不官拥枭比,男儿怀抱谁人知?”[11](P181)严复还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,以期“一举成名”。然而,这位才华横溢的留学生,从1885年至1894年,连续4次参加乡试,因无法适应清朝陈腐的科举考试,一次次名落孙山。他终于抛弃通过科举实现救国图强的幻想。
13、四、严复饱学清高,个性倔强,不善阿谀奉承,对他在“仕途”跋涉中也不无负面的影响。
14、严复学识渊博,颇具才子意气,不仅言词尖刻,文笔犀利,而且“好为偏往独自之论”,阐发卓尔超群的高见。从学理上说,似无指责之处。严复认为这是“曲高和寡”、“闻者弗解”所导致的问题。因为他的许多远见卓识,未能适应维护清王朝旧制度的官僚政客的需要,也尚未形成社会共识,往往不时受到曲解和攻击,而甚感遗憾,以至他在晚年颇有感慨地坦言:“平生献玉常遭刖”[9](P586)。在严复留学英国期间,郭嵩焘对严复的才华寄予厚望的同时,也看到严复年轻气盛的个性,曾告诫说:“又陵才分吾甚爱之,而气性太涉狂易。”[6]接替郭嵩焘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也斥严复为“狂傲矜张”。为此郭嵩焘提醒他:“今负气太盛者,其终必无成,即古人亦皆然也”[6]。这反映了严复的个性。1880年,随着洋务运动发展,李鸿章需要调充洋务人才,严复经同乡老友陈宝琛推荐(称赞他“器识闳通,天资高朗”),引起李鸿章的注意,调任为北洋学堂总教习。“李鸿章尝示意其执称弟子,而先生勿屑也”。严复没有崇拜李鸿章,更没有赞成李鸿章的“中体西用”的政治主张。尽管严复努力工作,展示了自己的才华,至光绪十五年(1889年)李鸿章才将他从任职9年的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晋升为会办(副校长),第二年晋升为总办(校长)。严复没有再对李鸿章趋奉,李鸿章对严复的“提拔”也仅此为止。严复才高志远、不落俗套,不善于阿谀奉承,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他的个人仕途发展。但严复并没有因为政治遭遇冷落仕进不畅而沉迷不起消声匿迹,恰恰相反,他终于抛弃个人仕进的幻想,在甲午战争后,更加奋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,首先传播进化论,引进西方思想文化,唤醒国人保种自强、变法图存,追寻自己崇高的人生价值。从而成为近代*杰出的启蒙思想家、翻译家和教育家。
15、由上可见,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的成长和贡献,与社会环境是紧密相关的。19世纪末,以译著《天演论》而名震宇内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与投身“明治维新”颇有作为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,都是当时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,彼此都有振兴祖国的宏图大愿。然而,由于他们所处不同的*和社会,加上个人素质因素的影响,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遭遇,留下令人深省的历史反思。常言道:“政以才举,国以人兴”。人才对*盛衰兴亡至关重要。1898年,严复在《国闻报》上著文指出:“夫人才者,国之桢干也。无人才则所谓标、本之治皆不行。”(《拟上皇帝书》)[5](P66)。但是人才的成长和发掘,又往往受到所处社会制度的约束。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塑造人才,恶劣的社会环境则会埋没人才。只有创造具备良好的人才发展的主客观条件,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,才能更好的发挥个人的作用,报效祖国,造福人类。因此,抓住历史发展机遇,重视培养和发挥人才的作用,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