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 马河清）这位1947年北京*中文系毕业，1953年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前辈，是我的师辈；但我却习惯称他“老李”，因为他平和、可亲，跟他在一起，没丝毫距离感。我早就打算写他，可就是久未写出，因为他低调，又总说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。然而，他如此言说，反而激起我去写他的欲望。
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历程中，一位辛勤耕耘了几十年，把青春岁月和壮年时光都献给了这当年鲜为人知，而今令人瞩目之*的拓荒者，他走过的每一段路，都弥足珍贵。我们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，其教学理论、教学体系、课程设置、师资队伍，这一切和四十多年前相比，都已相当完备。然而，今天的成就之厦难道不是在老一代铺就的基石上构建的吗！
李教授曾对我说：“我们当年遇到的困难，今天早已不成其为困难了。可那时候不行呀！没有教外国人汉语的经验，没教材，没电教设备，也不大了解外语教学理论，只好边干边学，在实践中摸索，到前苏联书本中去找，不断总结经验。最艰难的是没教材，只得临时编写，有时讲义油墨未干就进了课堂。在全体老师共同努力下，1958年我们终于出版了*部对外汉语教学的正规教材——《汉语教科书》。可以说，这部教材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教材建设的奠基石。
“你知道，上个世纪50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是集体主义精神大发扬的年代；谁也不会争什么名利，讲什么待遇，人人一心扑在工作上。除了上课，编写教材，对学习困难的学生，老师们每天都去给做课外辅导。”
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对外汉语教学是*初创阶段，耗费了老一代北语人不少的心血，教好课是他们*的快乐。学习困难的留学生被老师们教学、辅导的认真和耐心所感动，常常称谢不已。
我阅读并参考过我校编研部编写的《基础汉语课本》（外文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据我所知，此书一问世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国内外业界都视之为经典性的汉语教材。如今，其编教理念、体例仍有借鉴价值。因此，我恳请曾身为编研部主任、组织策划并亲自参与编写这部教材的李培元教授对其作一评价。
他淡淡地告诉我：“‘文革’结束后，教材断档，《基础汉语课本》的出版恰逢其时，并且有英、法、西语等译注，在国内外发行，所以有一定的影响。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编写组的同志都积极认真地工作，大家都尽了力。不过，时代在前进，我们的教学在发展；今天看来，那只不过是对外汉语教学*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足迹罢了。”
作为对外汉语教学*的创业者之一，且曾多年担任教学编辑研究领导工作，李培元教授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为社会、为学校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；在对外汉语教学*发展史上，他该刻下了多少精神的智慧的印记啊！对此，我不想再询问什么，因为我了解他的性格：平和、低调、不张扬、不居功。
不过，我却想向他讨教一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建设问题：“依您多年教学和编教经验，您认为在教材建设上应在哪方面再多下些功夫呢？”
对这个问题，他好像早已成竹在胸，立即说道：“基础汉语教材建设很重要，我们应组织力量编写供英语（或别的语种）为母语或媒介语的学生使用的教材，其中要有汉外语言对比；教材针对性强，教学效果会更好。教材的模式不能老是‘以不变应万变’，更不能一劳永逸。可以说，一个*水平高低的标志，除教学理论研究水平、教师队伍素质状况、课程设置完备程度外，重要的是自己编写的教材水平如何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可以说，谁家的教材始终站在*的前沿，它就是这一*的‘基地’……”
听着李老师的话，我心想：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，最初是北语一枝独秀，如今竞争激烈，我们的优势该如何保持、发展呢？他见我沉吟不语，又接着说：“编写这样的教材需要一批复合型的人才。我校一大批出国汉语教学师资，既精通汉语又掌握一门外语，教学经验丰富；虽然退休了，仍可以发挥余热。另外，中青年教师中也不乏有相当水平的汉外复合型人才。遗憾的是我已经老了，做不了什么了！”
李老也许是说得兴奋了，脸上泛起了红晕，对事业的深情与年迈的遗憾似乎都闪现在他的眼神中……一位年已老耄的前辈，依然对学校的*建设一往情深，这深深感动了我。我久久默想：他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之路上一块坚固的基石，也是成长着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之树上的一片常青的绿叶。
儒森汉语拥有8年国际中文授课经验。我们在上海、武汉、长春、无锡、宁波、丽江、伦敦、悉尼设有10个教学基地，我们曾多次被国外媒体“That's Shanghai、Cityweek”评为外国学生在上海最喜欢的中文学校，也非常荣幸是世汉学会会员单位，IPA国际认证协会官方指定培训基地。
